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人生轨迹，曾经交会在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潮和建党初期，耐人寻味的是他俩政治生涯的异同，既是各自命运的写照，又是中国甚至世界社会历史影响与变迁的折射！
陈独秀的生平简介（注1）：
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他在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他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注2）。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从当年到三十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
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在“八.七”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注3），他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注4）。
1929年11月，陈独秀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出党。12月，他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1年5月，他出席了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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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
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他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省（今重庆市）江津县。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此为其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注5）。
毛泽东、陈独秀投身共产主义的思想异同：
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中，陈独秀无疑扮演了先驱者、宣传家、活动家和主要领导人的角色，而毛泽东作为后起之秀，也曾自诩为是由民主主义立场转变而来的（注6）。
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指令担纲和以后又被解除领导职务相似，毛泽东在陕北取得党的主要领导权的合法性程序和授权，也是系来自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首肯。
但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思想路径却迥异，各自对待中国社会、革命等问题的看法皆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生前地位又大相径庭和身后的历史评价也分别产生了变数。
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陈独秀，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遗憾的是，毛泽东可能因发动“文革”以后的无暇顾及，而陈独秀的一个女儿及其子从深圳投奔了自由的香港，之后再设法辗转经由加拿大最终定居在了美国（注7）。
陈独秀晚年的一些政治观念（注8）：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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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征途中开始勃发，到张国焘在西安投靠了国民党，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及其发展与“正史”的“一边倒”叙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意识、政治上的好恶观念。
因非白即黑的“皇民观”使然，导致了毛泽东绝对正确的“红太阳”地位，与此相反则是张国焘邪恶的“大叛徒”形象。不过，大陆曾长期如此，而海外却有所不同… …。
寄目往昔，我们就先了解一下毛、张交锋之前与以后的张国焘其人和有关故事。
老资格的革命者、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注1）：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 ，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市(今上栗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参加“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
张国焘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中共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在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政府”逮捕，出狱后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
张国焘在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5人）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之后他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分别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两军会师后的失败分子”（注2）：
1935年6月，张国焘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在懋功（今为小金县）与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足1万人）会师后，他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
由于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红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张国焘才于1936年6月被迫取消了他所成立的“党中央”。
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失去党、军领导权）。
张国焘的叛逃及政治沦丧（注3）：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据研究“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恐惧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又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4）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从当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他还能接受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注5）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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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能够在中共高层的崛起，固然是离不开他在延安还称作“明君”张闻天的“扶上马，送一程”，但“人和”方面则还有一些，而王稼祥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红色教授”型的留苏人物（注1）：
王稼祥，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他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因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注2）。
王稼祥在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4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
在中央苏区以及踏上长征之后：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这胜过关公的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身体强壮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注3）”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注4）：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张闻天、毛泽东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系统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错误领导后，又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后多年间，毛泽东曾一再称赞王稼祥的“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统帅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当时红军大都在白天行军，夜间宿营后三人小组才能研究对策并处理指挥事务。 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于中央纵队的行军队伍出发，纵队到了宿营地很久他才能跟上来。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 传奇地走完长征（注5）：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然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待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